“枫桥经验”引入香港创造红色金融中心

【香港南雅货币交易是CNE.HK财经视点2023年11月12日】

中国国家领导人11月6日会见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鼓励他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初期，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之经验，讲求“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

其实“枫桥经验”早就吹来香港了，英国管制时期的1967年香港就发生左派六七暴动，亦称香港五月风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2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双十暴动。这就是“枫桥经验”的杰作；

现在的情况与当年一模一样，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就是引进中国先进的“枫桥经验”；

1. 香港党派的背景与组成

香港的政治体系以多党籍为主，有多个党派在这个城市蓬勃发展，其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亲建制派和亲民主派。亲建制派中拥有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数量最多，这个党派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香港属下组织的团体。而亲民主派则是以争取香港民主、自由为主要目标，其主要成员都来自社会团体以及在民间的抗议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士，如“雨伞运动”中的领导人员。

2. 香港党派的势力分析

香港党派在香港政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基本上亲建制派和亲民主派，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立法会席位、特首任命等政治讨论都有关键性的影响。亲建制派在港區全国政协委员数量最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同中国大陆合作等方面的决策，都会对香港政府产生影响。而亲民主派则有自己的立场，呼吁香港政府向民主、自由方向努力。

3. 香港党派的发展现状

2021年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亲建制派在议会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亲民主派的结果则相对维持不变，虽然在新一届的议会中依然保留的部分议席，但数目显著下降。亲建制派的壮大可能与2020年香港政治决策的趋势有关，即把维护港区安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繁荣发展等放在首要位置。势力的变动同样也暴露了亲民主派在香港政治中的脆弱性，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政府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4. 香港党派对香港未来的影响

香港的政治现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亲建制派的壮大可能使香港政府陷入部分选民的不信任和不满，而亲民主派的土地则可能不够宽广，对于整个政治决策和局势的影响可能偏小。在香港的未来，亲建制派和亲民主派都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二者立场，为维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制定更好的政策，也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作为殖民地的大部分时期，香港是没有政党的。到了1990年代，随着殖民政府放权，政党发展之势如雨后春笋。

　　1991年，“立法局”换届选举，有18个议席开放普选。政党政治从此登堂入室。回归后，到了目前这届立法会(第六届立法会，2016年到2020年)，香港有大大小小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近200个，其中在立法会有议席的政党26个。

　　《基本法》允许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因此香港发展出一套形式上“三权分立”的体制。

　　在殖民地时期的大多数时候，香港行政独大，港督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当时香港虽然设有立法局，但仅作为咨询机构，成员由港督任命。在这种体制下，政党政治没有任何发展空间。

　　回归之后，香港延续了“行政主导”的权力格局。当然，行政长官不再大权独揽，立法会作用增加，政党政治活跃起来。

　　不过，政党的作用依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例如根据规定，立法会可以审议、通过政府财政预算法案，但是提案权不在立法会，而在财政司;党派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多数党不能“组阁”产生政府，行政长官当选后也必须脱离原政党等等。此外，《基本法》规定，香港立法会制定的法律，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人大有权驳回法案。

　　这些规定与顶层设计是为了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特别是避免在回归后的一段时期内因为过度党争而造成政局动荡。而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将政党政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是，即使依照现在规定，立法会70名议员中的35名也由直选产生，而且“参政、议政”，审议法案也是实打实的权力。建设(提案)受到限制，但是否决不受限制。这些都让港人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各派势力争先恐后，像模像样地模仿“枫桥经验”搞出一场政党政治的大戏。

　　香港的政党，大概分为3派：建制派、民主派和本土派。

　　亲中央政府，或者希望维持现状的政党，被称为建制派。在目前的第六届立法会中，建制派政党有35个席位。

　　希望香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是“民主派”，有20个议席。

　　本土派就是港独派，有1个议席。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基本法》生效。根据规定，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均由选举产生。不过，这里的选举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委员会选举)混合的方式。

　　但是在民主派看来，间接选举不是“真民主”，他们的诉求是实现普选，类似美国总统选举那样公民每人一票的选举，也就是立法会全部议席和行政长官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围绕着香港的民主化，民主派、建制派、港独人士等各方面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从1997年持续到现在。

　　《基本法》规定，香港议员和行政长官，最终会由普选产生，但是不设具体时间表，政治改革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规定在2007年以后，议员和特首的产生方式“如需……进行修改”，需经过法定程序，并报备全国人大。民主派对这些规定给出了自己的过度解释，说这就是中央“承诺”在2007年以后实行普选;如果到时候香港没有实现“双普选”，那就是中央食言。

　　随着2007年的临近，香港开始尝试改革。2004年1月7日，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成立“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

　　3月，民主党议员李柱铭、杨森访问美国。在美国，两人接受了美国之音等媒体的采访。4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香港民主问题举行听证会，李柱铭等人受邀参加。

　　在听证会时，美方议员重申《香港政策法》，“美国立场非常明确，长期以来，我方政策是香港应该扩大民主，实现普选”。

　　李柱铭对美方议员的关切和支持表达感谢，并表示“我们事实上可以在2007年民主选举特首，2008年选举产生立法会”。

　　由于香港议员李柱铭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寻求政制改革，惹怒中国政府。

　　2007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07/08双普选”，7月1日，民主派发动“争取07、08普选”大游行，号称53万人参加。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于2005年11月发布第5份报告(因此被称为“第5号政改方案”)，建议在2007年和2008年改革选举体制，增加直接民主成分，“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亦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但民主派对此自然是不满意的。11月29日，李柱铭等人与美国时任国务卿赖斯会面。12月4日，发动争取普选大游行，号称25万人参加。

　　12月21日，第5号政改方案在立法会投票，虽然获得多数赞成，但是因为民主派的反对，没有获得3/2多数票赞成，因此没有通过。闹出天大动静的香港政改，竟然如此告一段落，让人唏嘘感叹。

　　通过《基本法》的规定，和“07/08双普选”所引发的争议，可以看出一点。在“要不要民主”，或者甚至“要不要普选”这个问题上，中央和香港各界是达成一致的，分歧在于具体如何执行。

　　根据《基本法》，香港的政改应该是“循序渐进”，最终达成普选。民主派希望一步到位。

　　香港民主派随后又提出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但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改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再经过普选，报中央政府任命。此举被认为是“假普选”引发普选斗争，

　　20027年12月30日，李柱铭等10名民主派议员展开“马拉松绝食”以示抗争。

　　2008年1月13日，香港民主派发动“坚持2012真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游行，不过只有数千人参加。

　　2009年11月18日，香港政府发布政改方案，计划在2012年将立法会议席增加到70席，半数议席普选产生，进一步增加直接民主成分。

　　不过民主派不为所动，2010年1月1日发动“元旦大游行”，26日民主派发动“五区总辞”。

　　2014年7月1日照例大游行，主办方号称51万人参加。

　　7月15日，时任特首梁振英向全国人大提交报告，建议到2017年，香港特首由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后由普选产生”。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肯定了特首的报告，同意2017年特首普选(“831决定”)。

　　民主派依然不满，于9月发动“占中”、“雨伞运动”，混乱持续数月。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就“831决定”方案投票，照例没有通过。民主派议员照例表示反对，而建制派大批议员出于不知名的原因，在表决时临时离场，导致议案以8票赞成对28票反对大比例失败。

　　就这样，香港的立法代表们自己放弃了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机会，辜负了香港社会各界“普遍殷切期待”。香港的政治体制无法“向前走”。此事的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形式上来看，民主派争取的“真普选”与中央同意而且推动的普选之间只差了一个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

　　为了这个“依据《基本法》人民进行的真普选”和“必须在中央管理下提名后再普选”技术问题，香港各种势力可以纠结20年，屡次发动大型抗议活动。

　　而且“占中”之后，民主派发动的大型抗议行动，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混乱。到了2019年，动辄号称百万人上街，抗议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香港治理问题纷繁复杂，除了“真普选”，还有地产、金融绑架香港经济、寡头垄断等问题。英国《经济学人》定期发布“裙带关系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香港总能高居榜首。

现在，香港总算在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领带下被伟大且神圣的《国安法》控制驻混乱的局面，在文革飓风的吹奏下，香港与时俱进地引进手段老辣的“枫桥经验”，其杀伤力会大过《国安法》或《反间谍法》，未来香港会更加稳定，没有派别之争，一切只听党的话，尤其是在香港推出的“高才通”人才引进“换血”计划全面开展后，大陆人才大量进入香港，香港本土人才大量迁移到其他国家以及大量外资撤离香港的背景下，香港将全面融入祖国的怀抱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介入的自我欣赏的金融中心。

拜拜了，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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